作家：吴令华黑人 巨屌
开栏语：武汉大学自创办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夜，赶快发展成为一所领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辩论所的详尽性大学。1938年被动西迁四川乐山，运转了八年粗重却后光的办学历程。本年适逢武大西迁乐山80周年，武汉大学报/新闻网特开设专栏以飨读者。
黑人 巨屌
胸有千秋史的高亨
第一次见高亨，大要是1939年秋冬在四川乐山。
那天地午，我下学回家，听见客厅后的小餐室里有来宾话语，这在我家是少有的事，便扔下书包进去看个究竟。
只见父亲和一位伯伯正在逼仄的小屋里喝酒，俩东说念主的面容都红红的，看来已喝了好瞬息了。见我进去，父亲对我说：“过来，见过高伯伯。”我羞臊地叫了一声，刚要退出，父亲又说：“告诉姆妈，酒宴不够了，再拿点来。”于是姆妈又切了些卤鸡蛋什么的，还夹了一碟腌瘤芥菜（大要与作念榨菜并吞原料，不外我母亲是连嫩菜叶一同腌的），说：“在北往常，你爸爸的同学都爱吃我腌的菜。”我端着小菜送去，爸爸随口问我下昼上的什么课。当知说念是音乐课教唱《长城谣》时，高伯伯原意起来了，一定要我唱给他听。爸爸说：“高伯伯是东北东说念主，他的家东说念主都在东北，你好好唱。”我不好道理地唱起来，高伯伯听不够，要我唱了一遍又一遍，还让我唱《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等。我唱得很悉心，弥留得声息有点发抖，但高伯伯听得很动情，闭着双眼，轻扣节奏，眼角微微渗出泪水。
那晚，他和我父聊到很晚，过不了江，便住在我家。次晨，天微亮，他起床溜之大吉。其后，父亲问他：“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不吃早点，至少也洗个开水脸再走？”他笑了：“洗开水脸？那外出才冷呢！”父亲对母亲转述高伯伯的话时，提到“他在清华时就爱在盥洗室光着身子用冷水擦澡，冬天也不竭。”
多年以后，我从戴家祥先生写的诅咒我父的文章中，印证了此事，并知说念了其时校园流行这样几句话：“辩论院，三宗宝：高叟杨妃吴其老。”其中“吴其老”是指我父亲吴其昌，因在全校大会上唱《说念情》“老渔翁”“老书生”而获此尊号；杨妃是杨世恩，曾在《贵妃醉酒》中演杨贵妃而得此好意思称；而高叟，等于高亨，则以极冷腊月洗冷水澡引东说念主正式。可惜的是，“三宗宝”中的杨、吴二位，寿齐不永，杨世恩自辩论院毕业几个月内便在上海溺水而逝，吴其昌也仅只活了四十岁，只好高亨，得享八十六岁的高寿。
其时高亨也任武汉大学教师，常来我家，与父亲喝酒长谈。我铭记他好像不是在历史系，而在国文系或形而上学系。不久，他就离开武大了。
高亨（字晋生，1900—1986），清华国粹辩论院第一届辩论生。在《清华学校辩论院同学录》上，有“其所著《韩非子集解补正》六卷，梁任公先生称其‘冠绝’等语”。梁先生还曾对他说：“陈兰甫把《说文》带到广东，但愿从你运转把《说文》带到东北。”我父亲也说高文“任公师许以‘不灭’，且谓‘白山黑水之间，绝塞荒寒，文件种子，以高君为第一东说念主矣。’”不管“冠绝”或“不灭”或“第一东说念主”，都不错看出梁先生对弟子高亨的喜欢及高度驯服，并赠以对子：“念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东说念主。”在作念知识上，高亨恪遵师训，认准了清乾嘉门户的高邮二王夫子（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并接受弘扬之。
1926年他从辩论院毕业，回东北在吉林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完成《老子正诂》二卷，父亲以为足以与乾嘉大老“抗颜夺席”。“九一八”事变起，他全家陷敌，未婚入关，来到北平。其时父亲也正为抗日驱驰呼号，愤极哀绝，生东说念主之痛，知得与至好诗书消磨，聊至沸血。不久，父亲南浮江汉，执教武大。高亨又寄来了《诸子今笺》，将出书，父亲为之作序，提议：中华英才近古一千年来，先师前贤学风之因革新升沉的能源是“求真”。宋明学者之非汉唐，清贤之否宋明，都仅仅为“求真”，并历数乾嘉以来至现代诸子辩论之建立。序作于1933年，补充于1939年，但高书却迟迟未得出书。直到1961年才以《诸子新笺》面世，其中启事，不知所以。我料到，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先生镌脾琢肾的严谨学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沧海横流出书不易所致。
高亨晚年执教于山东大学。他为世闻名是因为那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确是好词，甚至有些东说念主诬蔑是毛泽东所作，很快传播开来。于是《东说念主民日报》不得不专门发表一次，署高亨名，以正视听。这也使得他在大难的年代里少受些灾难，多作念点知识。依我看，高亨胸中烂熟中国千秋史，尤其是两千多年前的上古史，他的实际，照旧学东说念主，如他我方定位的，过“三书”（念书、教书、著书）生活，而不是政事中东说念主。他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笔墨训诂学等鸿沟的建立，奠定了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他对《周易》的辩论，自出机轴，想法将“经”“传”分开，创举了《易经》辩论的新门道。他的《诗经今注》，是我常置案头随时求教的老诚。他对先秦诸子书的训诂，以笔墨声韵通训诂，匡正旧说，言之有据。据赵俪先生说，“除了唐兰，就数他了。”其有些训诂恶果已被《汉语大字典》收录。而他的笔墨形义学、通假字会典，又是汉笔墨学辩论的一座岑岭。
念书友谊度时艰
年末检点陈物，几页华笺映入眼帘。那好意思艳的字迹，有味的诗句，引我回到七十多年前的乐山，父亲吴其昌和王献唐（凤笙）、高亨（晋生）二先生的诗酒往返。
抗战前一年暑假，父躬行武汉先到北平，旋游到山东，到青岛作念《民族回报的自信力》演讲。在济南，获交于时任山东省立藏书楼馆长的王献唐先生，晤谈甚欢。抗战起，父亲抱病随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王献唐先生则将藏书楼馆藏善本典籍、金石宝彝，装箱输送，移曲阜，过铜山，经汉口，上万州，抵重庆，复西行，计程七千余里，于1938年底达乐山。典籍文物妥藏于乐山凌云寺俗称大梵刹侧的岩洞内，而看护东说念主员的工薪一直由王献唐个东说念主职守。在乐山，王曾执教武大，不久，辞去教职。专事著述，寓居于凌云寺下院。
这时父亲可兴头了，讲课撰文之余，不顾新染咯血重症，时而踏乌尤，与马老入藏经阁读经，吃斋饭，时而登凌云，与王、高谈史说文，煮老酒。乌尤清幽，凌云高阔，嘉州好意思景，尽收眼底。国难时艰，一又友相聚，诗书附和，极文史之乐。
高亨抗战前即已撰成《诸子今笺》一书，父亲曾为之作序，此时愈加以补充，指出：“中华英才近古一千年来，先师前贤学风之因革升沉的能源是‘求真’。宋明学者之非汉唐，清贤之否宋明，都仅仅为‘求真’。”对学术界有些东说念主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枯竭求确切科学精神提议不同的成见。另外，我手头还存有一纸词作，可惜莫得题名，但我蒙胧铭记是某次高亨先生来我家饮酒时用我的功课纸笔写的：
沁园春黑人 巨屌
休说嘉州，苏子楼空，尔雅台荒。叹金瓯形缺，铜驼阴影，沙虫泣月，猿鹤惊霜。河浪膻风，江潮羯雨，不敌英杰血印香。涂毒处，是千秋涕泪，一度沧桑。
想量。旧事堪伤。记当日仓皇去沈阳。更燕台飘浮，梁园羁旅，武关南下，鄂渚西航。万里流萍，八年零雁，直把异域作旧地。家安在，有愁云漠漠，大野茫茫。
子馨大兄哂正
“八年零雁”，原为“十年”，随更为“八”，可证此词作于1939年。高亨先生是吉林东说念主。清华毕业后，他在沈阳教书，“九一八”事变起，全家陷贼，他未婚逃到北平。八年流浪，家国之痛，无过于此。淌若我少年时的记忆无误，不知高亨先生的诗词麇集除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外，是否还收有此阙？
1940年夏，高先生要去北川，王先生也要到重庆国史馆任职。知心告别，况兼又是离乱时刻，分外伤感。王先生取出他防备的两册“清贤手札”，是清代朴学巨匠如戴东原，章学诚等十八家的遗翰。他对此书异常珍爱，特写了题记及两手绝句：
青李来禽故不如，风致还似永和初。昭陵劫后铜驼冷，选藏儒林尺素书。（其一）
虫鱼注罢便相寻，一炷幽香直到今。恰是乾嘉全盛日，论交如见古东说念主心。（其二）
贵重约请高、吴二东说念主题咏。高亨先生的题记畅叙两年相聚之欢：“揖峨庐中，三峨曦曜，孤塔月华，九峰秋云，两江春雨，相与啸敖，时而商论古籀，摭谈经史，杂以谐言，共为拊掌，亦避寇旅居之胜概也。”并渴望战后重逢：“改日千佛山边，大明湖上，重开此轶，当别有会心也。”父亲则题四绝句（二和原韵）：
奉题凤笙太史所藏清贤手毕
湖上重逢记昔游，历城亭子饮清秋。兵戈本日西南见，恰似杜林客宜州。（余于二十五年秋薄游济南，始获定交于献唐先生。殇余于东鲁酒家，甚欢。今因国难故重重逢于川南之嘉州，至可感也）
赤文青简传说书，戴孔邵章到硕甫。何苦来禽珍逸少，尽堪朴学驾黄初。（麇集有戴东原、孔巽轩、邵二云、章实斋、张介侯、周书昌、刘楚桢、刘孟瞻、冯鱼山、何子贞诸帖，下逮陈硕甫，东原再传弟子也）
张许南雷万代芳，东来寇盗正披猖。纲常忠烈无今古，我欲范金铸陆娘。（内三浦张庚一帖，赏赐唐张睢阳之姊氏陆家姑忠烈就义一节，尤使余心感动不啻）
野史亭荒不成寻，中兴实录草自今。集贤清閟应多暇，独注虫鱼别会心。（最近核心新创国史馆，征献唐为史官，不日即上渝都矣）
并在跋文中暴露依依不舍之意。值得玩味的是，三东说念主的诗文中，都提到了“会心”“见心”之语，可见相知之深，友情之重。三年多后，父亲在世。王先生闻知，伤感不已。
多年后，他校阅旧藏，重睹古东说念主手迹，又写下一阙《醉蓬莱》：
几番尘劫，踏遍西川，又来东土。倦眼重开，看海宁题署。细字蚕眠，孤灯残蜡，梦向黄炉去。羽换宫移，天瘠土老，问君难过。
回忆昔年，凌云峰上，煮酒谈经，乱红飘絮。一曲呼吁，欲行行还住。喋血疆场，欧心坛坫，报国身同许。如斯山河，重翻怨仇，凭谁听取。
一火友吴子馨先生，治卜辞金文为世推重。所《金文世族谱》《金文朔历谱》《殷墟书契解诂》诸书多已发行。“九一八”事变，方执教清华，绝食三日，生徒哭劝乃止。继执教武大。抗战入川，与余同居嘉州，过从甚密。时患欧血，仍日讲课，曰：“战士死于疆场，教师应死于讲坛。”哀其言，不忍卒听也。箧中旧蓄《清儒手简》两册，将去嘉州，为余题四绝句。月前由川寄来，灯下展读，枨触万端，念子馨之尸骨早寒矣。寒夜不寐，为赋此解。时庚寅大除夕，越岁元月三日书之。献唐
庚寅除夕，是1951岁首。昔时7月底，王时任山东古代文物救援委员会副主任、辩论员，他所护卫的古籍文物，此时方从四川运回点检。
本年是父亲一百一十年冥诞，离世七十周年，记下这段佳话，以为长远的系念。
方壮猷与勾践剑
想起我童年时刻异常熟练的、父亲的清华老同学方伯伯——方壮猷教师。
20世纪60年代我国考古界的一大恶果，是在湖北江陵楚墓中发现了越王勾践剑。那是一柄绰绰有余的青铜剑，剑身刻有八个变体篆书。时任湖北省文物解决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逾六十的方壮猷罢免主握宝剑的辩论责任，起首解读铭文、细则剑的主东说念主。他们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笔墨：“越王****自作用剑”。然则中间两个应是王名的枢纽字，却难以破译。
于是方壮猷发起了一场书信大商议，参预者有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夏鼑、容庚、徐中舒、陈梦家、胡厚宣、于省吾、苏秉琦等一无数国内顶级的考古学家、古笔墨学家。方壮猷将铭文的拓片寄给诸巨匠，请学者们言大家殊。从出土的竹简细则墓主东说念主姓邵，邵是楚国的望族，方领先提议剑铭中间的两个字可能是“邵滑”，取得郭沫若的阐发；但公以为识得甲骨文最多的唐兰却料到这两个无东说念主意志的“鸟虫书”是“鸠浅”，而“鸠浅”，则是“勾践”的通假字。经由两个月的书信切磋，学者的意见趋于一致，认定了剑身铭文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以后又有巨匠对剑的工艺进行专项辩论，发现此剑被硫化物镀过，故能千年不腐，而这项时刻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
一件埋藏地下两千三百年的国宝级的文物、一柄委果的王者之剑的身份终于认定，一场哄动一时的学术大商议也圆满落下帷幕。学者们的书信被编成《楚墓通信集》，经久记载下这段考古史上的佳话。而这亦然方壮猷晚年学术生存中的终末光的一页。四年以后，一代学者方壮猷被动害病逝。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东说念主。据我父亲吴其昌的先容，年青时的方壮猷景仰鄙俗，尤爱文体，“浸淫于泰西文体，凡诗歌演义脚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辛勤，非示东说念主者，当场动手焚之。后此治毛诗，攻中国文体”；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事、社会、经济、法律、宗教、时势、形而上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于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记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
在清华国粹辩论院时代，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堂志》多少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辛勤矣。”父亲说他：胸宇大志，“为磊落清脆奇男人，然外又以和易隐之，顺心淳厚，东说念主目之为妇东说念主女子，君笑颔辛勤”，“得于诗教者独深”。奇怪的是，父亲总把他作为念弟弟看，“与余同庚，日月后于余。故其亲予也，亦殊异于他东说念主云”。但我从克立教师给我的《方壮猷传略》得知他比我父亲足足大了两岁。这也不错看出方壮猷往常为东说念主的存眷温顺。
动漫xx方壮猷在辩论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辩论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有名大学讲课，并麇集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联系我国朔方少数民族辩论的论文，风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便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辩论院，从伯希和赓续辩论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归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方壮猷的名字就在那时。一天，父亲和母亲提及在北往常与宾四（钱穆）、欣安等同游长城的趣事，两东说念主大笑，父亲趁机提说念：“欣安从法国记忆了，景色还不好，我对某某说了，请他来武大教书。”又过了些日子，方携全家来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来客，都在客厅宽饶，除非深入筹议学术问题，才请进书斋查书。而这方伯伯初度来访，略事寒暄，父亲便把他让进书斋，留住母亲陪方伯母在客厅聊天，我则和克强、克定昆仲在地毯上玩“过家家”。过了许久，咱们的游戏脚色也曾变换屡次，我已想不出清新方式了，他俩才从书斋出来。
其后父亲对母亲说：“欣安全家刚来，东说念主生地不熟，你多陪陪方太太”，又布置我多和克强昆仲玩。正巧他家和我家同住在新二区，是以，从珞珈山到乐山，咱们两家斗争一直较多。
铭记1937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老同学戴家祥出川，独特到珞珈山走访，方壮猷设席，父亲奉陪。过了一个月，日寇入侵，平津沦一火，一无数文化东说念主逃出北平南下，叔叔吴世昌妻子也来到我家。一天，沈从文、杨刚、萧乾同来我家访父亲和叔叔。父亲专门从汉口订了“北平烤鸭”，也请方壮猷奉陪。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烤鸭。那次宴请使我现已八十八岁的表哥徐璇（中国东说念主民大学教师）于今齿颊留香，以为刻下只好一些酒家的“极品烤鸭”差可相比，并对我的无知忘记深为缺憾。我则一直搞不解白那时从汉口到珞珈山，是如何保握烤鸭的嫩脆的。
方壮猷在武大讲课，有我方的特色，很受学生接待。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结，一部“宋史贵府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一种治学设施，获益匪浅。
父亲弃世以后，方壮猷撰写的《吴其昌教师事略》中厉害命令国民政府改善教师的生活境况，“顾自入蜀以来，物价指数率增至三五百倍而日积月累，大学教师薪津所得，远不逮贩夫走卒之差足饱暖。学课之余，卖文售益，力竭声嘶，犹不及糊口腹，赡爱妻，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品评当局对“既成之才，弃之若敝屣，悉任其贫病险阻”，比肩举武大抗战中死去的教师：“前乎君者，既繁有徒（武汉大学教师先君而卒者为郭泽五、黄方刚等三君，其余讲师助教死者尤多），踵乎君者，恐更将接十连百而未已也！是岂国度长进之幸哉！”我铭记，在我父之后，又有萧君绛等教师接踵病逝。
直到抗战奏效复员之前，方伯伯对我家这流荡异乡的孤儿寡母曾多加关照，于今铭记在心。方壮猷继我父任武大历史系主任。中华东说念主民共和国建筑后，调任湖北省藏书楼、文物解决引导职务。1983年我公出武汉，特到珞珈山访旧，问及方壮猷妻子，已受冤死去多年，空对旧居，唯有长叹。（选自《追念萧疏处》2016年版，作家系吴其昌之女）
（剪辑：肖珊）